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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代“丁克”的晚年隐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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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2018-4-17 9:22:25    来源:    作者:       打印 | 复制 | 保存本页信息
  最近,一篇《中国第一批丁克30年,他们后悔吗?》的文章刷爆网络。上世纪80年代末,“丁克”(DINK)这一概念传入中国,意指都有工作收入的夫妻,为追求生活品质、自我实现而选择不生子女,一种新的“两人世界”家庭模式自此进入公众视野。30年过去,最早的一批“丁克”已步入中老年,在老龄化浪潮的裹挟之下,他们究竟过得怎样?(采访、整理/本报记者鲍杰)
    案例1:老“丁克”将财产遗赠邻居
    75岁的李凤琴(化名)家住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,她和丈夫年轻时一直忙于事业,忽略了要孩子。可是当事业有成、想要孩子时,李凤琴已经40多岁了。夫妻俩考虑再三,决定不要孩子,当起了“丁克”,两人还约定等到老了就一起住养老院。
    “说是这么说,但是人老了有些时候真挺怕,没儿没女,没有父母和亲戚,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!”说到这儿,李凤琴有些感慨,“自从5年前老伴因病去世后,我就一个人住,看着房子空荡荡的,心里也没个底儿,真怕哪天我突然走了都没人知道。”
    李凤琴说,老伴走了之后,她自己也查出了胃癌,这下她心里更慌了。虽然有人建议她去养老院,但她心里还是不踏实,觉得还是有亲人照顾最好。幸运的是,与李凤琴家素有往来的邻居刘丰(化名),在李凤琴老伴去世后,深知她独居不易,去她家的频率更勤了,经常把“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,有啥事尽管和我说”这句话挂在嘴边。
    平时,刘丰去买菜时会顺便问问李凤琴要不要捎。李凤琴年纪大了,眼睛看不清,细心的刘丰不但陪她配了眼镜,还把家里家具的棱角都包了起来,生怕老人摔着碰着。刘丰每当包饺子或者蒸包子,也总不忘给她送一些过去。买药、买菜、交水电费、搬东西……5年来,只要是跑腿的事,刘丰基本全包了。“有一次我胃病犯了,刘丰送我到医院陪了整整3天3宿……”说起这些,李凤琴十分感动。
    多年的相处,让李凤琴觉得刘丰挺靠谱。于是,一个月前她找小刘及其父母商量,想让刘丰作为她的监护人,负责照顾她的晚年生活,而她的两套房产及存款会在其过世后都遗赠给刘丰。“起初刘丰家不同意,觉得完全没这个必要。刘丰还说‘李姨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,我愿意一直照顾她’。”李凤琴说,后来在她的再三坚持下,刘丰一家人总算答应了,双方还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公证。
    案例2:走访多家养老院都遭婉拒
    湖南长沙65岁的林飞凤,当初是在一次意外流产后,和老伴选择了当“丁克”一族。因为这个决定,林飞凤坦言,在观念不像今天这样开放的年代,她经历了许多猜疑和流言,甚至被人讥讽为“不会下蛋的母鸡”。等到过了生孩子的年纪,他们也渐渐地习惯了别人异样的眼光。
    曾经,也有亲戚劝林飞凤领养一个孩子,她和老伴也并不是没考虑过,但周遭另一对有领养经历的夫妇的遭遇,还是让她打起了退堂鼓。“被领养的孩子长大后得知身世,找回了亲生父母,从此只要一有矛盾,开口就说不是他们的孩子,还扬言不会给他们养老。”林飞凤说,因为这个“梗”,领养孩子的念头从此也就搁置下来了。
    此后20多年,林飞凤与老伴相互扶持,孩子的缺位,看起来并未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特别的影响。“有时看到别人家养育孩子的矛盾和负担,反而还会觉得没要孩子其实也不错。”不过,这样的念头随着林飞凤退休赋闲,终究还是有了一丝改变。因为老伴退休后被返聘,林飞凤在家里经常感到孤寂难耐。每当她想约朋友去玩,她听得最多的答复往往是对方要帮忙带孙。“哪怕再忙再累,这时候在我听来也是累并快乐着的幸福。”林飞凤说,尽管老伴后来主动“二度退休”,留在家里陪她,但两口子在一起总还是难免会谈及对孩子的憧憬。可是如今除了想想又能怎么办?偶尔,老伴会跟她开玩笑,“要不要领个孙子来养”,但随即两个人都只能无奈地相视一笑。
    事实上,林飞凤也深深地明白,别说这把年纪领养孩子是多么不现实,就是自己和老伴的养老问题也已足够忧心了。尤其是前年老伴一次意外跌倒后,林飞凤更是对养老充满了危机感。和大多数“丁克”一样,他们也计划着,如果两个人哪天真的有一个不能自理了,就一起去住养老院。但现实似乎并没有这么容易,这两年,林飞凤和老伴陆续考察了好多家条件不错的养老院,但都被告知必须有送养人,养老院担心无子女老人无法承担各种费用或出现紧急情况时“没人做主”。
    案例3:已在为抱团养老做准备
    对于当年的“丁克”选择,62岁的唐小晴至今表现得很坦然,“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”。在唐小晴看来,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,“丁克”也不例外。
    唐小晴当年在上海参加工作,在晚婚现象还并不多见的上世纪80年代,她结婚时已32岁。和很多女性不一样的是,唐小晴坦言自己一直没有强烈的生育意愿,没有传宗接代的思想,也不认同那种没有孩子生命就不完整之类的说辞,身边一些同事朋友每每讲起因为有了小孩而产生一些家庭矛盾,更是让她充满恐惧。
    起初,唐小晴和丈夫也曾因为要不要生小孩的事有过分歧,但唐小晴态度明确,“我们一个做房产,一个做项目审计,本来就聚少离多,双方父母身体也不好,真有了孩子,谁来养,养不好,又怪谁?”最终,丈夫转变了立场。唐小晴说,她和丈夫其实都是事业心极强的人,当“丁克”让他们有了更多自己的生活,当同龄人正忙于为孩子打拼时,他们就到处旅游,体验各种新鲜事物。而且,他们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身体不好的双方父母。
    唐小晴说,对于她和老伴当初没打算生小孩,父母其实也是反对的,为了减少身为“丁克”对父母的伤害,他们一直很努力地生活。“等他们(父母)后来看到有些夫妻既要养四个老人又要养育小孩的压力,才慢慢地理解了我们的选择。”
    如今,谈及外界颇为关注的“丁克”族养老难题,唐小晴却并未表现出外人所想象的焦虑。在她看来,有孩子的人同样有养老难题,养儿防老的思想已经过时。她说,因为早年的生活相对自由,她和老伴在玩乐中结识了不少朋友,退休后也经常聚在一起,“互助养老”可能会是他们最好的选择。“我们在海南认识一对年纪比我们大的夫妻,子女都已移居海外,每隔半年我们就去他们家度假,也给他们提供一些生活上的照顾,这样的抱团养老很好地解决了双方的空巢问题。”唐小晴说,等她和老伴再年长点,可能会与熟识的空巢朋友一起养老,“就算住不了养老院也没关系,大家可以凑钱请养护人员来家里照顾,一起共享养老资源”。
    案例4:明星“丁克”领养孩子
    其实,在明星中也有不少“丁克”一族,譬如现年60岁的葛优和妻子贺聪、现年55岁的冯远征和妻子梁丹妮等,更多老年人所熟知的知名表演艺术家宋春丽也是“丁克”。
    67岁的宋春丽是国家一级演员,1978年,她与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孙维熙结婚。婚后第三年,宋春丽在黑龙江拍摄影片《奸细》时,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当时她已拍了200多组镜头,不知该怎么办,在电话里哭着要丈夫拿主意。孙维熙当时考虑到妻子争取到这个角色不容易,临时换角色也会给剧组造成很大的损失,于是劝妻子做了引产手术,等过两年再怀孩子。
    没想到,此后宋春丽迎来事业上的一个又一个高峰,几乎拿遍国内各种影视大奖,成为荧屏上的“第一母亲”,而生孩子的事也一晃就耽误了10年。最终,考虑到身体条件,宋春丽和孙维熙选择了做“丁克”。孙维熙从中央音乐学院退休时,宋春丽依旧在外忙于拍戏,一是出于对事业的热爱,二是她深知“丁克夫妻”到了晚年都得靠自己,尤其经济方面必须未雨绸缪。她曾对老伴说:“趁我现在还能拍戏挣钱,咱们得为以后做打算。”
    然而,退休在家的孙维熙却倍感孤单,他曾在给妻子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:“老年寂寞锥心刺骨,家里静得像寺庙,我真想逃离。……难道我注定要孤老终生?难道咱们的生活状态就这样持续到生命终点?”老伴的心灵独白,震撼了宋春丽。之后,她调整了人生规划:每年只接拍两三部戏,把更多时间用来陪丈夫,旅游、健身、走亲访友、热心公益。2007年时,有媒体披露,为了弥补没有孩子的遗憾,宋春丽领养了一个女儿,一家三口其乐融融,他们的侄子对两位老人也关怀备至。
    趋势
    制度关怀渐向“丁克”靠拢
    随着社会观念逐渐开放,人们对“丁克”族的宽容度已越来越高,但中国究竟有多少“丁克”家庭,“丁克”是不是越来越多,目前并没有权威的数据。
    关于中国早期“丁克”家庭的数量,被参考及引用较多的数据有:上海市区在1979-1989年共有113.34万对男女登记结婚,其中约有16.48万对夫妻没有生育过孩子;北京市1984年以来结婚的夫妇中,约有20%的夫妇自愿不育,人数近10万;广州的“丁克”夫妇在1986年有3万人,1989年猛增到10万人;2003年2月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,目前中国大城市已出现60万个自愿不育的“丁克”家庭。然而,散见于部分学术论文中的这些数据,大多没有注明数据出处,相关调查方式也未说明。
    2015年,《新华日报》的一则报道称,近30年来,中国丁克的两项指标——丁克行为、丁克意愿均显著上升。不过,与此相矛盾的是,某知名婚恋交友网站同年发布的一项调查称,受访者中仅有2%的人想做“丁克”,较此前两年11%的比例明显下降。
    一些分析指出,“丁克”扩大了个人自由,缓解了人口对资源、环境的压力,无疑是理性与文明的进步。但国家放开二孩政策,显然已经是意识到了我国生育率已属超低水平,少子化与老龄化同步。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表示,人口进入低生育率后,人们实际生育水平要比生育意愿水平要低,这是国际上低生育率人口的规律。也许现实就是:该来的总会来,要生的总会生,要“丁”的继续“丁”。不管怎样,对“丁克”的养老问题,无论个人还是政府,都需要未雨绸缪。
    事实上,目前已有一些政策及法律开始照顾到“丁克”的权益。像前文提到的李凤琴,将自己的两套房产及存款遗赠给多年来对她照顾细致的好邻居,其中的公证行为实际上就是根据新修订实施的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和《民法总则》指定自己的意定监护人。2014年7月,我国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和武汉4个城市开展保险版“以房养老”试点,诸多报道就提及,相关业务受到不少“丁克”老人的欢迎。针对“丁克”一族有钱也难进养老院,北京市已在2015年出台的《特殊家庭老年人通过代理服务入住养老机构实施办法》中明确,失独、“丁克”等无子女的老人在入住养老院时,如果没有亲属签字担保,可免费委托代理机构进行。
  (责任编辑:lch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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